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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婦兒權益 公益訴訟大有可為
                        ——專家談最高檢全國婦聯建立共同推動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合作機制
                        2020-01-15 15:54:48 編輯:市婦聯網絡信息中心

                          《通知》規定由檢察機關對就業性別歧視以及貶損婦女人格問題提起公益訴訟,在我國司法史上還是首次。此舉彰顯了用公益訴訟反就業性別歧視的司法價值取向,能克服公民或社會組織以個案形式推動解決就業歧視案中遇到的問題。

                          《通知》以明確的目標任務、具體的合作內容和有效的工作制度,建構了檢察機關與婦聯組織良性互動的有效機制,深化了專業化辦案與社會化保護配合銜接的創新實踐。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全國婦聯關于建立共同推動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合作機制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日前發布,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采訪了多位專家,解讀《通知》將對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產生的影響。

                          就業歧視公益訴訟體現國家重視就業性別平等

                          《通知》規定,針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招聘工作中涉嫌就業性別歧視,相關組織、個人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貶低損害婦女人格等問題,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公益訴訟。

                          “這是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授權下,對公益訴訟職能的積極探索,堅持和完善促進男女平等與婦女全面發展機制的創新之舉。”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反歧視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何霞告訴記者。

                          何霞長期關注就業性別歧視問題。她認為,此舉體現了國家對就業性別平等的重視,認識到性別平等不僅僅是保護婦女權益,更是涉及社會、經濟和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法官鄧青菁看來,“女性勞動者在面臨就業性別歧視時往往很難通過訴訟來維權。勞動者訴訟成本高,收益低。勞動者個人力量弱小,難以與用人單位形成平等對抗。”而《通知》規定由檢察機關對就業性別歧視以及貶損婦女人格問題提起公益訴訟,在我國司法史上還是首次。此舉彰顯了用公益訴訟反就業性別歧視的司法價值取向,意味著今后在保護婦女權益的實踐中,公益訴訟將有更大作為。

                          何霞也認為,檢察機關提起就業性別歧視公益訴訟,能克服公民或社會組織以個案形式推動解決就業歧視案中遇到的問題,比如原告主體資格適格、原告被訴“惡意訴訟”、舉證難等。“有的公務員招考出現不適當限制性別的規定,如果公民提起訴訟要解決主體適格問題,必須證明自己在招聘環節實際遭受到限制或排斥的后果。在法律上勝訴,原告還需要在證明招考行為違法之外,同時證明性別和工作機會受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則不存在公民必須要先成為受害者的主體資格適格要求。”

                          《通知》將公益訴訟的范圍限定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何霞認為,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更多的是承擔行政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很大程度上依賴公共財政支持,符合公益訴訟的對象條件。將它們作為公益訴訟的對象,其實也在強調,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應當做好表率,帶頭消除就業性別歧視。

                          在何霞看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針對就業性別歧視提起公益訴訟的范圍可以依次逐步擴展到國有企業、具有一定規模的其他類型企業。“國有企業本身就承載著社會責任。一定規模的其他類型企業雖然以營利為目的,但是招聘行為涉及公民的勞動權利,屬于公民的基本權利。一般來講,基本權利和其他利益相沖突時,基本權利應處于更高的位階。雖然我國沒有具體制度規定個人基本權利具有優先性,但畢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人的發展。”

                          對于相關組織、個人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貶低損害婦女人格的問題,鄧青菁認為,追究相關組織和個人的法律責任同樣存在困難,比如,起訴難,受侵害的婦女囿于社會觀念不愿宣揚,恐對其名譽等造成進一步損害;取證難,如不雅視頻通過社交網絡等進行大規模傳播后,難以找到源頭;訴訟耗時長;訴訟收益小。“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能大大提高通過訴訟維權的比例,達到以公益訴訟來遏制貶低損害婦女人格的社會效益,同時給惡意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貶低損害婦女人格的相關組織和個人帶來警示作用。”

                          合作機制有助于切實維護婦女兒童權利

                          《通知》規定,各級婦聯組織發現婦女兒童被家暴、性侵或者民事、行政合法權益被侵害等線索或涉檢來信來訪的,應及時將案件線索或涉檢信訪材料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受理的檢察院應當及時處置,快速辦理,并將處理結果反饋婦聯組織。

                          檢察機關對嚴重侵害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案件,應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其中,對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應當監督公安機關及時立案,實行“一站式”取證,保障有效懲治犯罪。

                          暨南大學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鴻巍認為,檢察機關與婦聯通力合作,實行案件線索及時共享,這將有助于進一步依法、及時、有序、有效拓展檢察機關相關案件受理范圍,提升未成年人檢察等業務部門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也將進一步助力婦聯切實維護婦女兒童權利,提升后者專業化水平,提高部門間合作的暢通渠道。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需要檢察機關對婦聯相關具體部門加強業務引導和指導。

                          《通知》規定,推動涉案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制度落實。檢察機關在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時,可以根據案件需要,委托或者會同婦聯組織或者婦聯組織推薦的專業力量開展四項工作。

                          這四項工作包括:選擇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開展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調查、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法庭教育、社會觀護等工作;為涉案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等提供心理咨詢、心理疏導等心理健康服務;開展對涉案未成年人家長的家庭教育指導等。

                          張鴻巍認為,《通知》的相關規定是進一步落實現有法律規定,將檢察機關圍繞案件辦理的相關職權逐項落地,有助于提升檢察機關辦案的專業化和細致化程度。

                          “對于未成年被害人而言,檢察機關尤其需要注意依法維護其隱私和尊嚴,注重與家長或其他監護人的順暢溝通,加強與婦聯等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避免‘二次傷害’。”張鴻巍說。

                          《通知》規定,檢察機關與婦聯組織共同配合,積極推動未成年人教育培訓和看護行業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從業人員的入職查詢和從業限制制度的落實與完善,加強源頭管理,預防利用職業便利侵害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

                          “未成年人教育培訓和看護行業等從業人員的入職查詢和從業限制,是借鑒域外有益經驗及各地成功試點基礎上所推行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具有鮮明的進步性。”張鴻巍告訴記者。

                          張鴻巍認為,在具體落實時,可能需要進一步強調教育行政、工商行政等業務主管部門的行政監管責任,特別是行業準入及任職資格審查;家長或監護人在為子女報名、參與等過程中,應主動提出對從業人員資格審查。相關教育培訓及看護行業機構負責人及具體經營者,也需知悉法律規定,切實做到入職查詢及從業禁止。

                          聯動機制是落實四中全會精神的創新實踐

                          《通知》規定,最高檢與全國婦聯建立定期會商機制,了解工作動態。建立聯絡員制度,及時解決日常工作中涉及的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問題。建立培訓機制,提高婦女兒童權益維護工作能力和水平。探索建立人員交流機制,優化隊伍結構,提高履職能力。

                          “這種常態化的機制建設對沒有執法權的人民團體非常重要。”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副教授張榮麗認為,一方面最高檢可以在涉及婦女兒童權益的案件中,獲得人民團體在調查、家庭教育輔導、心理問題疏導方面對當事人提供的幫助,提升辦案效果;另一方面,婦聯在基層獲得的侵害婦女兒童權益信息也有了快捷的反映渠道。

                          張榮麗告訴記者,全國婦聯在長期工作中已經形成婦女兒童維權工作專家智庫,與最高檢建立培訓機制,可以充分發揮婦聯系統的維權培訓力量,有助于檢察系統婦女兒童維權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人員交流機制可以在司法機關和人民團體之間搭建起人才培養的橋梁,通過人員互派,彼此了解,相互促進,進一步提高履職能力。”張榮麗說。

                          中華女子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李明舜認為,《通知》以明確的目標任務、具體的合作內容和有效的工作制度,建構了檢察機關與婦聯組織良性互動的有效機制,深化了專業化辦案與社會化保護配合銜接的創新實踐。

                          按照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保護婦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共同責任的落實,既需要不同主體各自擔當盡責,更需要不同主體之間相互聯結而織密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網,發揮’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李明舜說。

                          在李明舜看來,《通知》在檢察機關和婦聯組織之間強化合作并形成良性互動機制,既體現了檢察機關在嚴格依法專業化辦案過程中積極依靠群眾和社會組織,有利于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工作得到社會的支持和認可,同時也暢通了婦聯組織依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司法渠道,提升了婦聯組織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專業化、權威性和法治化水平。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

                          “這是一項重大制度創新,核心理念就是共建共治共享。”李明舜說,《通知》所構建的婦女兒童權益保護聯動機制,是檢察機關和婦聯組織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創新實踐。

                          在李明舜看來,《通知》所構建的婦女兒童權益保護聯動機制確立了檢察機關和婦聯組織要在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方面實現案件線索及時共享、信息相互通報、矛盾共同化解、人員兼掛交流、平臺互通共用、工作彼此配合、資源充分整合。這充分體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和要求。該機制的構建將有力推動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來源: 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

                          記者 王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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